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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3/9/22(转)1966年上海造反派权力争斗 万人武斗近百人伤亡 4  

2013-09-22 14:26:51|  分类: 申城往事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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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3/9/22(转)1966年上海造反派权力争斗 万人武斗近百人伤亡 4

“康平路事件”在全国率先挑起武斗,造成了非常恶劣的影响,为了推卸罪责,张春桥、姚文元及其上海的余党便想出了一个“绝妙”的办法。

就在这次事件的当天,一直控制着整个事件局面的张春桥和姚文元,便从北京给徐景贤打来电话。姚文元在电话里传达了张春桥和自己的指示:康平路事件“是市委造成的”,“是挑起群众斗群众”。并要求徐景贤针对这种情况,必须立刻采取措施,将“各个组织找到一起快点商量”。

姚文元在电话时同时还给出主意说:“无论如何不要放弃批判反动路线的旗帜”。

张春桥、姚文元这些家伙是多么的有心计,为了达到个人目的,他们随时都会拿出“批判反动路线”的“旗帜”来打击别人,为自己开脱罪责。

法庭在调查时获得一本当时有关人员陈斌的笔记本,据陈斌的笔记本记录:30日12时,张春桥给市委“丁学雷”来电,“把斗争口号提得响一些,观点鲜明一些,曹荻秋是12·30事件的罪魁祸首。”

只可怜一个被打倒的曹荻秋,此时早已失去了人身自由,对于这次事件根本就毫无知晓,却硬被打成了一个“罪魁祸首”,其冤不知向何处去诉。

徐景贤对此心领神会,他必须得想办法将这次事件的“罪魁祸首”安在市委曹荻秋等人的头上。

徐景贤立刻在衡山宾馆召集相关群众组织的联络员进行传达,要他们将一切都栽赃在市委的头上。

紧接着,他又以“丁学雷”的名义,打电话给“工总司”的董兴茂,要他将以上情况报告“工总司”的头头。

法庭上姜延良的证言证实了这一点:30日下午三、四点钟,徐景贤到衡山火线指挥部,传达张春桥的指示(朱玉佩也在场),要宣传“赤卫队”的“暴行”,宣传的旗帜不要撑(称)“赤卫队”抄张春桥的家,矛头要对准陈(丕显)、曹(荻秋)。

当事人李醒尘在法庭的证言中也谈到:30日,徐景贤传达姚文元打来的电话,“这场群众斗群众是市委挑起的”,“主要矛头要对市委反动路线”,“抄张春桥的家不能作为口号,要针对曹荻秋、陈丕显”。“12月30日群众斗群众的流血事件是市委反动路线,发生了要抓住,对准市委,要赶快找革命组织把精神透露出去”。“要赶快把矛头对准市委,要紧紧抓住这个事件,抓住市委”。

在法庭获得的董××当时的电话记录上明确地写着:

丁学雷传达春桥来电,12月30日的流血事件是曹荻秋一手挑起来的群众斗群众的罪恶行动。现在的口号应当提得显明一些,不要以围攻张春桥的家为口号,要针对市委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。12月30日事件是市委反动路线的结果,完全是市委曹荻秋挑起来的,“赤卫队”是市委一手炮制的组织,例如……。要我们把矛头指向曹荻秋为首的一小撮走资派,工人“赤卫队”大部分是被蒙蔽的,不要上曹荻秋的当,继续和“赤卫队”干下去,市委就可以捞到稻草了。

接着,王洪文便根据这个要求,在“工总司”内部召开大会,对这件事情进行了传达,要求大家能够“统一认识”。

法庭在查获的参加会议的黄金海的笔记本上,看到当时所做的会议记录是这样写下王洪所要求的几点的:

(1)在发动群众,不能以张春桥、柯老家抄了。(2)因为市委挑起群众斗群众,×××(这三个字模糊不清)在曹老头。(3)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,抓革命促生产的口号要提得高。(4)不要抓太多人,各派负责人应该下来研究一下形势。(5)如果发生群众斗群众,曹老头××(这二字模糊不清)。

在经过一番周密的布置之后,为了颠倒是非,混淆黑白,徐景贤和王洪文这一文一武便开始了行动。

徐景贤组织几个秀才,挥动笔墨,炮制各种混淆是非的文章,在全市各地散发。

徐景贤在法庭上交待,他本人写了《“赤卫队”为什么大闹龙宫》,还审查并修改了另一篇诬蔑攻击市委的文章《炮口对准阎罗王》。这些文章主要矛头是指向市委,内容是提出“打倒曹荻秋,揪出陈丕显”,并说“造成这次流血事件的罪魁祸首就是阎王殿里的陈、曹一伙老爷。”同时还编印了《机关炮》传单。这些文章,大都被刻印在他们一伙所办的《机关炮》上,每篇都印了七千份,在全市广为散发。

在《机关炮》第五期上,这伙人还写道:“‘赤卫队’还居然派人冲柯庆施同志的家,冲张春桥同志的家。”

王洪文则组织力量,将“赤卫队”的组织层层砸烂,并下达通令对“赤卫队”的人员进行威胁。

在法庭获取的陈×的原始记录和陈×在1967年1月5日整理的记录,里面都这样写道:

王洪文、陈阿大等五人在1967年1月3日晚八时半至十一时四十五分,向张春桥、姚文元汇报了康平路事件的情况。

曹德宏在法庭的证言中说:30日晨,杨国胜通知我去衡山(宾馆)二楼现场指挥部,王洪文主持会议,在场的有潘国平、戴立清、王腓利……。王洪文说:“你们回到各区后,尽量迅速地彻底摧毁”“赤卫队”的区联络站。”

王洪文在特别法庭上交待说:(康平路)事件结束后,“工总司”发过《通令》。

据耿金章交代:30日上午,王洪文对耿金章说,还要提高警惕,防止“赤卫队”重来。

孙玉喜在法庭上的证言中称:耿金章还布置抓“赤卫队”区以上的头头,抓到后送市公安局。

这是两个群众组织之间发生的事情,为什么要将“赤卫队”的这些人送公安局?

1967年4月下旬的一天,我正在法院上班,突然接到一个通知,让我代表市高级人民法院去参加市公安局召开的一个会议。

会议地点设在建国西路七十五号北楼一楼的一个会议室,由市公安局的代表主持,主要是根据张春桥的旨意,对当时被认为是“保守组织”的上海工人“赤卫队”负责人王玉玺等人的判刑问题发表意见。

这次袭击,工人“赤卫队”被彻底打垮,负责人王玉玺等被王洪文命令抓了起来,后关押在市公安局。

会上首先由公安局代表说明“案情”,然后叫我和检察院的代表发言。

检察院代表是我早就认识的胶东老乡,曾任上海市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的李栋,他坐在我旁边,听完后小声地对我说:“这个‘案子’有些奇怪,你发言千万不要同意公诉。”

我也觉得这个“案子”如此处理不合法律,就首先发言,我认为群众组织之间发生的武斗,单纯判处被打垮的一方,这样是不公正的,也是违背法律原则的。这样的事情,根据中央最近的指示,在运动初期发生的案件处理问题,不能急于判处,要等到运动后期再处理。因而,现在对王玉玺等人不宜公诉判刑。

我的发言刚说完,公安局的代表就开始发言,表示可以处理。

我正要与他们争论,这时李栋开始发言。他说,根据运动发展情况,对工人“赤卫队”头头王玉玺不宜公诉为好,放到运动后期再说。

这样一来,公、检、法三家对同一个“案件”就形成了不同的认识,两种认识的对立便引起了争论。

两票对一票,会议形成了僵局。

这时,只见大家的目光都朝门外看去。

一辆吉普车停在门外,车上走下两个人来。

待这两个人走进屋后,我才看清一个是当时在上海滩上早已家喻户晓的王洪文,另一个是他的保镖,后来听说是警备区的一个团级干部。

他朝公安局的代表看了一眼,看样子会前他俩早已商量过了。

王洪文说:“我因为临时参加一个会议,来晚了。你们讨论得怎么样了?”

主持会议的人对王洪文说,刚才讨论时,法院的代表说现在不宜对此“案”公诉和判刑。

说着,就用手指着我说,他是法院的。

王洪文立刻转过身来看了我一眼,显然有些不高兴。

四目相对,双方都相持了一会儿。

虽然王洪文当时已经“红”遍上海,逐渐成了一名在上海滩上跺地有声的人物,但作为一位法官,我必须得按法律办事,绝不能在权势面前扔掉法律原则,我这人就是这么个性格,是一个认“死理”的人。

王洪文接着开始讲话,他说,我们“工总司”研究了对王玉玺等人是要判处的,春桥的意见也是要判的,你们三方有不同意见,待我回去向春桥汇报再说。

这是我第一次见到王洪文。

我的感觉是他很恃权自傲,说话的口气很大,一派目中无人的样子,对于我这个有着不同意见的法院代表,根本就没有放在眼里。

到了1968年1月,上海市公、检、法机关实行军事管制,我被以莫须有的罪名关押在机关地下室遭受迫害,1970年又被下放到工厂“劳动改造”。

后来,王玉玺等人仍然被不问青红皂白地判处了,直到粉碎“四人帮”才得以平反。

那时别说是在上海,就是在全国也都没有了法制,他们这伙人可以任意地给人定罪,可以任意抓人、关人,乃至于判刑,他们那时根本就没有将国家的法律放在眼里。

然而,历史是公正的,曾经飞扬跋扈、无视国家法律的王洪文怎么也不会想到,当年那个他连名字都叫不出来的我这个小小的“法院代表”,13年之后会成为一名审判他的特别法庭的法官,代表共和国和人民对他实行历史的审判。

1980年12月6日,我所在的特别法庭第一审判庭对此案进行法庭调查。

最高人民检察院特别检察厅的公诉书指控王洪文在1966年12月底,伙同耿金章,组织指挥一些不明真相的群众,攻打“工人赤卫队”群众组织,伤残91人,制造了“康平路武斗事件”。

根据调查,这次武斗事件,不光是王洪文一人所为,在他的后面还有那个“四人帮”的狗头军师张春桥在支持。

康平路武斗事件是张春桥为了镇压上海工人“赤卫队”这个群众组织,夺取上海市党政领导权,指使王洪文伙同耿金章,组织指挥一些不明真相的群众所挑起的一场武斗事件,在全国开了一个很坏的先例,致使“文化大革命”几乎整个地失去了控制。

徐景贤等人在1966年12月28日起草并经张春桥修改的《上海一月革命大事记》(初稿)中有这样一段话:

鉴于旧市委有抛出曹荻秋,达到既保了市委,又支持了“赤卫队”、缓和整个局势等阴谋,张春桥同志深夜来电话,指出上海革命造反派要警惕陈丕显之流及“赤卫队”一小撮坏头头乘机捞取革命造反派英勇奋战得来的“胜利果实”。

张春桥1967年3月8日接见山西太原市代表的谈话记录中说:“……我们在北京听到这个消息可担心了……我们就打电话叫造反派赶快参加战斗。后来造反派就冲了,把‘“赤卫队’打垮了,赶走了。这次较量,是个转折点。这一仗一打,市委瘫痪了,垮了,讲话没人听了,‘赤卫队’也垮了,造反派占优势了。”

我作为这次事件的主审法官,认为对公诉群众于“康平路武斗事件”的法庭调查相对比别的事件要顺利一点,这主要得力于在此之前的预审工作做得很细,在整个预审过程中,与12名(包括放在后面进行审判的几名)嫌犯谈话101次,审讯297次,其中对江青反革命集团的五名骨干谈话49次,审讯108次。这些过细的工作,无疑都给以后的法庭审判打下了好的基础。 

本文摘自《以共和国名义判决》,作者:王文正 沈国凡,出版社:中共党史出版社

http://news.ifeng.com/history/zhongguoxiandaishi/detail_2011_12/14/11313540_8.shtml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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